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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友敬: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

作者：商友敬信息来源：本站原创点击次数：次发布时间：2004-12-29 21:20:55

鲁迅说：“我们不再受骗了”

商友敬——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

记不得哪一天，收到一份邮件通知，到邮局取来一看，是一套《儿童中国文化导读》，共六册，其中《大学

·中庸·论语》一册、《老子庄子选》一册、《唐诗三百首》一册、《孟子》一册、《诗经》一册，还有《易经》一册。都是大字白话文，无注释，更没有“导读文字”，却有拼音，十六开本。署名“绍南文化传播公司编订”，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寄件人我不相识，收件人的名字是我，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下了，心想也许是让我向老师和家长们推荐推荐。但我在读完后反而认为：这种“经典”，儿童不宜读。当然，我也要说一说反对的理由。

　　据“出版说明”，香港有个南怀瑾主持的“国际文教基金会”，将台湾王财贵教授的“儿童诵读经典”的“理念”介绍给大陆，非但“深受小朋友的喜爱”，而且“得到了众多家长、教师和教育专家的肯定和支持”。“目前，已有近百万儿童在诵读经典中受益。”——照这样说，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。

　　书中还专门介绍了王财贵的“基本理念摘要”，共十五条，我也不妨顺着他的次序，一一说来：

　　一、王财贵说：“‘经典’是民族智慧的结晶，所载的常理常道，其价值历久而弥新，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变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。‘经典’不仅构成民族之传统，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。”

　　这种对“经典”的赞美，并没有说明这些“经典”的“经典性”或“权威性”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“价值”？我宁可接受陈来教授的说法：“经典的神圣权威性不是先验的决定的，而是在共同体的文化生活实践中历史地实现的，是在人与人、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。在中国更是在文化交往和礼仪实践中建立起来的。一个经典之成为经典，在且仅在于群体之人皆视其为神圣的、有权威的、有意义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经典的性质并非取决于文本的本身，而取决于它在一共同体中实际被使用、被对待的角色和作用。”(《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》)他还在注中特别说明：“信众群体的使用才是最根本的”。——我们无法想象，今日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儿童，都成为儒家的“信众”，并且虔诚地“使用”这些“经典”。

　　我们不妨将这六本书每本的第一句拿来看一看：“大学之道在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(《大学》)；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(《老子庄子选》)；“孤鸿海上来，池潢不敢顾；侧见双翠鸟，巢在三珠树。”(《唐诗三百首》)(按：这书印错了，原书的第一首应是张九龄《感遇诗》中的“兰叶春葳蕤”，它却把张氏的另一首“孤鸿海上来”莫名其妙地加到前面了——引者)；“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‘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’”(《孟子》)；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(《诗经》)；“乾，元亨利贞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”(《易经》)——这些话，对今天的儿童来说，既读不懂，又没有用，它怎么能成为“源头活水”？《老子》的第一句就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它们怎么会变成“常理常道”？

　　过去，“四书五经”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不外乎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它可以成为专制统治者的“理论依据”，至少可以充当“门面话”；第二，它是所有想做官的读书人晋升的阶梯，要靠它来考科举。清末民初的学者邓实说得很透彻：“审吾黄民之风俗政教，自秦至今，所谓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。以故其制度文物，则君主之制度文物也；其人材学术，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；其历史，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；其宗教，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。”如实为“古史”的六经，便“所记皆人主之事；其书全体，则以君为纲，以臣为目，而于民十不及一二。”(转引自罗志田著《国家与学术：清末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)时至今日，“为君”和“为臣”这两方面的需要都没有了，我们老百姓又读它作甚呢？

　　说得更彻底的是张中晓，他在《无梦楼随笔》中说：“中国的古文化，不管它如何智慧和高超，归根结底，没有通过个人(即思维的自由)反思的心情，因此，对人是陌生的、僵硬的、死相的。”“中国人的理论、学术著作，读来如一批命令，缺乏纯真的乐趣(美学上的享受)。没有精神参加进去，没有精神(个性)的活动。或者是抄袭，或者是枯燥的理智，或是宫廷语言的堆积。而思想，却需要普遍性和个人感情(风格)的结合。”(上海远东出版社)

　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老祖宗的“命令”拿来给今日的儿童读，以显示我们在“继承文化遗产”了。本来，这些文化“经典”自有其价值，主要是史料的价值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当时怎么活、怎么想、怎么说、怎样被命令。其中当然也有些是可以让学生们读读的，如诗词，如寓言，如小品文，也可以让孩子看看孔夫子是怎样教书的，孟夫子是怎样说服(实际上说不服)君王的。关键是不能使它教条化、训诫化，成为“一句顶一万句”、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的宗教经文。现在热衷于让儿童读经的，除了港台的一些自命为“儒学继承人”的人之外，还有一些则是丢失了别的信仰的“精神破落户”，或是懒得独立思考却又想在教育圈子里混下去的冬烘先生。

　　二、王财贵说：“十三岁以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，也是儿童语言文字学习的最佳时期，更是儿童文化素养、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。”

　　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让他们记住这些“古人的命令”，而不是目前家庭生活的温暖、父母的慈爱、学校生活的愉快、小朋友的友谊呢？

　　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最鲜活最生动的儿歌、童谣、童话、故事，而去学习佶屈聱牙的“四书五经”呢？

　　难道自由自在地说和写，无拘无束地感受和想象就是缺乏“文化素养”，非要被古人命令和训诫一番，并且牢牢记住背出，才能“形成高尚的人格”？

　　我认为：儿童的精神世界就是童心、童言、童真、童趣，他们应是在这样的天地之中健康地成长，包括他们语言的习得与发展。他们之所以特别乐于接受儿童文学作品——儿歌、童话、故事等，就在于其中跃动着一颗颗童心，散发着童真和童趣。儿童有他自己的话语，这些话语虽幼稚却真纯，他们可以在生活交往中和阅读中提炼自己的话语，渐渐地走向规范，走向成人化、社会化。所以，首先要保护“孩子自己的话”，然后才能通过交流，慢慢学会和熟悉“爸爸妈妈”，也就是成人的话语；行有余力，才能接触到古诗古文——“爷爷奶奶的话语”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常识。现在我们偏要违背常识，先用完全无用又完全不懂的“四书五经”来灌输给孩子，使他们既不能提炼和发展自己的话语，又不能用它来与父母、老师、社会交流，来习得普通社会生活的话语，这样就堵塞了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。一下子把他们从自己活泼生动、自然有趣的精神世界，强拉进僵硬死板、陈腐发霉的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世界，还要说它“不仅符合儿童学习的天性，而且自幼就开始接受五千年文化的熏陶，奠定一生优雅人格的基础”。这可真是荒谬绝伦！

　　三、王财贵说：“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层，关键是给儿童背什么。应该背一生可以受益的东西。现在‘死背’多了，将来才能‘活用’。”“该记忆的时候给他记忆，不该理解的时候不要强求理解，这才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。不要错用教育原理而扭曲了人性，浪费儿童的好时光。”

　　诚然，儿童时代记忆力是最强的，儿时的记忆往往到老都不会忘却，甚至如窖藏的好酒，越陈越香。但藏的如果并不是好酒，而是一瓶瓶死水呢？那就只能越陈越臭了。“元亨利贞”之类的东西，我看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一辈子不会有用的，记住它浪费时间。《诗经》本是很好的民歌集，但是太古老了，记下三百首二千五百年前的民歌，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得上的并不多。古人之所以记住它，是因为要在政治和外交的场合借这些诗句来“明志”；今人使用它有一种可能，比如在求婚时向对方说一句“与子偕老”——但也不一定能使对方听懂。

　　所以，即使要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古代的经典，也不能一古脑强塞给他们，必须加以筛选。近现代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筛选和解释的工作，在古代的经典与今日的儿童之间搭建了很好的桥梁。今天，读整本的《论语》，不如读李长之先生的《孔子的故事》；读整本的《孟子》，不如读沈蘅仲先生注析的《孟子菁华》；读清人蘅塘退士编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远远不如读近人马茂元先生的《唐诗选》；要孩子们了解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我看不妨从蔡志忠的漫画看起。

　　“读得早、记得住，现在‘死记’，将来可以‘活用’。”——这种说法是否可靠，我是十分怀疑的。这只要拿最近几十年的例子来看就可以明白了。四十年前，我们有过一次全民的读经运动(当然，读的不是“四书五经”)，声势不可谓不盛，压力不可谓不大，心不可谓不诚，气不可谓不壮，甚至有“溶化在血液里，落实在行动中”，“活学活用，立竿见影”之类的口号，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有目共睹、记忆犹新的。以后呢？大家都看到了——时过境迁，烟消云散，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只留下一条教训：死读是没有用的！白白浪费许多人力物力，耽误了大好时间，甚至延误了改革开放、走向现代化的进程。有了以上的“沉痛教训”，再来看王财贵下面的话：“‘经典’，只要从头按照章节，一字一句读下去背起来便是”；“不求理解，只求熟读，读多了，他就会背；会背了，便成为他一生的智慧财富”……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话语多么相似！写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我们不再受骗了”。

　　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，适度地读一点古代的文化经典，是可以的。这正如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，到历史古迹去游览，为他们打开历史文化和智慧之门，使他们在与古代文化的接触中增长知识，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力；而不是用古代的“经典”来占据他的大脑，堵塞他的想象力，湮没他的灵性；更不能使古代的典籍成为宗教的经咒，使之神秘化。

　　其实，把话说到底，有些人不过是要使今天的孩子“听话”、“驯从”；将来能“尽忠”、“尽孝”。别的法子都使过了，没有用。现在再用老法子“读经”，我看还是没有用。

编辑：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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